——记中科院首次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Scott Rozelle

  他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家Scott Rozelle。在中国，熟悉他的人都喊他老罗，知道他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中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咖啡。老罗无论是深入中国农村进行农村经济当地考验查证还是参加会议，都带着他的咖啡和咖啡壶。他已与我国科研人员合作了20年，2000年以来，他仅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就长达40个月，比在自己的大学（2000年～2006年在加州大学Davis分校，2006年～2007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时间还长。他和中国的合作者一起走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老罗将咖啡屋也开在了中国大地。

  1988年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读博士期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地理所研究员黄季焜就与Rozelle进行过合作研究，Rozelle当时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黄季焜说，Rozelle去年获得了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终身成就奖，但是他只对中国农业经济感兴趣，他90%以上的论文都是研究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他有句大家都知道的话：“到中国是回家，回美国是探亲。”

  1995年就开始与Rozelle合作开展中国农村发展政策问题研究的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地理所研究员张林秀说：“他是位工作狂，他的工作态度出自对中国的热情，有咖啡的陪伴，他工作的效率会更高。”

  有时在美国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些“派”学者说，“我们这么多年制定的政策为什么都没有实现？”Rozelle说：“是种愚蠢的方式，中国的发展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因为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对中国不友好，对美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

  1993年～1994年，美国人提出了“中国让世界挨饿”的。黄季焜说：“那时，我们一起在作粮食问题的研究，连天加班，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搞清楚，通过一系列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增长的源泉，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预测模型，我们预测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粮食，但进口很少。成果出来后，几十家国外报纸刊登了这一研究结果，有力地回应了中国粮食。”

  “他将国外先进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方法带到国内，同时又将以实证数据反映出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化传播到了国外，回应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和片面理解。”张林秀说，“例如，国外有人批评中国政府太腐败，在农村开展的一些公共服务工程是在作秀，是面子工程。但是，在我们和Rozelle等人用实证数据资料分析我国农村投资行为后发现：工程建设存在面子问题，但这仅是个案；政府的资金大部分还是投向了贫穷的地方和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投下去的资金确实是用来解决群众的问题的。”

  “目前，我国对有些大的政策干预项目还缺乏独立科学评价的机制，对一些大项目的做法往往是做试点，但是对试点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也没有评估得失就全面铺开，这其实是资源的浪费。项目有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仅仅通过官方或新闻媒体报道是不全面的，项目成功是因为内涵好，还是个人的作用？没有结论。Rozelle正在和我们合作，想将国际上经济学界目前采用的前沿的研究方法实验经济学方法引进到我们的政策评估中来。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更科学、清楚地评价和分析一项政策措施是否真正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能分清哪一些原因对项目成功是起促进作用的、而哪一些原因又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对国家政策优化、把钱投到最需要的地方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张林秀说。

  黄季焜回忆，Rozelle参与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并协助课题组长黄季焜起草了《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挑战、机遇和政策选择》报告，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

  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间，Rozelle和中科院地理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国内其他研究人员深入到中国大陆地区所有省区的近2000个县的农村开展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调研。“他的中文很好，很短的时间就能和农民朋友打成一片。”有一次，黄季焜、Rozelle等人去云南西双版纳进行农户调查，身为南方人的黄季焜普通话不好，当地懂普通话的村民听不懂，结果Rozelle用“美国普通话”作了翻译。这一故事也成为地理所的“经典”，广为流传。

  “他一到农村就和村民自来熟，他也经历了20年的中国农村的变迁。我们最近想写一本书：《从苏北农村的变迁看整个中国农村20年的变化》，我们从农村最小的细胞住户开始观察和分析，他一直在关心农村的教育和医疗保障，他说好的教育和健康的体魄是人维持生计的最根本条件。”

  高尔夫球“霸主”泰格伍兹是Rozelle作斯坦福大学的校友，Rozelle现在正在游说伍兹名下的基金会将一些资金投向中国的贫困地区。

  张林秀说：“Rozelle想将这些国际大公司成立的基金会的资源引到中国农村帮助改善教育。为此，他在美国会见了多个商业集团的基金会，争取资金投到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

  目前，Rozelle正和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共同启动“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REAP项目利用斯坦福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以期共同解决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目前，该项目正在开展的行动干预包括改善寄宿制小学的管理、奖学金项目、帮助贫困生跨过大学门槛、寄宿生营养干预等等。这样既能扶贫又能做科研，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实验经济学的方法。”

  Rozelle的观点是：“我们是科学家，在作研究的同时，也能为贫穷的地方作贡献，即使文章不能发表，至少我们为贫穷的地方的学生做了好事。”

  2001年以来，Rozelle帮助我国科研人员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等国际组织申请经费，年均300万元，投入我国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受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Rozelle马上会在该校开一门“发展经济学”课程，但他给人民大学开了一个条件：允许其他人去听他的课。他说：“作为一个学者，作研究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把知识传递给年轻学者。”

  黄季焜清楚地记得，1992年回国工作时，他和Rozelle一起做刚刚启动的我国水稻经济学项目，但当时国内没有过多的农业经济学家。“我们合作成立了培训班，北京、浙江、云南等地十几位学者参加了培训，并资助他们自己作实证经济学研究，现在这些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承担了重要任务。”

  张林秀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和西北地区多个研究机构和个人开展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得知他们极要提升科研能力。为此，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Rozelle和我们大家一起帮助成立了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要西北人能研究西北问题的目标。我们大家一起给西部的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和西藏5省的7所大专院校的社会经济研究教员作义务培训，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培养的这些人才也逐渐开始自己带学生了。在第一轮资助以后，福特基金会将要追加更多的资金用于该机构巩固前期成果。”

  Rozelle说：“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什么都不缺的人，缺的是有所成就，这并不是经济上的回报，而是精神和追求上的回报。”

  1988年以来，Rozelle先后在国内外为中国的2000多个本科生和500多个研究生举办了培训班。他在美国培养的20多位博士生中有14位是中国人。他在中国组织或参与了十多个培训项目，共300多人参加。